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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癡人符國璦
來源：www.hainan.gov.cn
作者：李文婷 2009-03-17
70余歲高齡的符國璦，爬越山中深壑。(記者 程范淦攝)
符國璦在專注地聞一小片樹皮。
在山中尋找植物標本。
一頂草帽緩緩走過來，草帽下是一位老人。
老人左肩挎著一只鼓鼓的旅行袋，右肩吊著一個沉沉的標本夾。走近一看，發(fā)現(xiàn)他的打扮與眾不同：腳穿膠鞋，上身一件背心打底，從里到外3層外套———這種穿法我們還是第一次看到。因為外套的扭扣沒扣齊，露出了最里層的外套下擺。那衣角黑得發(fā)亮，竟然有點反光。
這位老人叫符國璦，是海南省林業(yè)局退休植物學專家，今年已70余歲高齡。
2009年1月11日，海口的天氣有點冷。上午8時多，海南日報的采訪車停在省林業(yè)局門口，記者要跟符國璦到吊羅山采集植物標本。
坐上車，老人遲遲沒有脫掉他的草帽。在此后共處的兩天里，記者才發(fā)現(xiàn)，無論是采集標本，住在房間，還是到餐廳用餐，他都習慣性地戴著草帽。這樣的草帽，在他標本室的柜頂上一頂套著一頂，新新舊舊共有十幾頂。
首乘“專車”
要找到符國璦并不容易。他沒有手機，幾天來我們只好不停往他的標本室和家里打電話碰運氣。他兒子說老人到尖峰嶺采標本了，只有等他回來才能轉(zhuǎn)告。聽到這話，一種“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的感覺油然而生，要采訪他的愿望更強烈了。
1月10日上午，終于聯(lián)系上了剛回海口的符國璦，不料被他一口回絕。他說正忙著編寫一本書，沒有空接受采訪。記者解釋，可以和他一起去采標本，一路走一路談，不會耽誤他時間的，他這才勉強同意。
在陵水縣城稍作停留，下午2時多，我們到達吊羅山腳下。
符國璦說，這是他第一次乘“專車”從海口直達標本采集地。以前他來吊羅山采標本，早上8時趕長途車到陵水縣城，然后換乘“三腳貓”到十幾公里遠的本號鎮(zhèn)，再換乘另一輛“三腳貓”，到達吊羅山腳時已是下午四五時。
幾十年來，符國璦一直是這樣工作的，退休后連差旅費都要自己掏腰包了。為了省點費用，他都是帶著干糧，并盡量借宿當?shù)厥烊伺笥鸭摇?/P>
車到吊羅山旅游區(qū)入口，老人下車掏出錢包，窸窸窣窣地拿出一張紙，然后把紙展開，雙手交給門衛(wèi)。那是省林業(yè)局開具的調(diào)研介紹信。門衛(wèi)看了半天說：“過期了。”老人提醒：“下面又寫了個期限，還蓋了章。”門衛(wèi)這才放他進去。
上車后，符國璦說：“別小看這張介紹信，它不僅可以省門票，運氣好的話，接待單位還可以幫助解決食宿。”因為他的身份是退休人員，為了開這張介紹信，頗費了一番口舌。
嗅樹“絕活”
來到山腰，正好下午3時。一路上，符國璦一邊采集標本，一邊給我們介紹有趣的植物知識。
雜草叢中，有一顆樹明顯高于其他樹。符國璦從尼龍袋里拿出砍刀開出一條路走近它。“這是高山澳楊，比較少見。”符國璦說，今天這個標本一定要采到，它是落葉樹，制作標本較難，連華南植物研究院目前都沒有這個樹種的標本。
他用砍刀砍下一小片樹皮聞了聞，又用舌頭舔了舔。這是他做標本的首道工序。
聽符國璦的同事說，符老有個“絕活”：對很多林木，在看不清楚花、果和葉的情況下，單靠內(nèi)外表皮顏色和氣味，就能鑒別出林木的名稱。他的這種技巧，不僅讓外行嘆服，也讓國內(nèi)許多同行感佩不已。
符國璦從發(fā)白的帆布掛包里掏出筆記本，寫下“高9m，徑21cm，皮灰黃色……破皮后流大量白色汁液”等文字。
高山澳楊黃色的葉子高掛在樹枝上，稀稀疏疏的，顯得有些孤獨和落寞，但在午后陽光的照射下更加金黃透明，又顯得那么高貴。
他看著枝葉發(fā)呆了，張了張嘴，沒有說話。知道他是想采集那些葉子，年輕的攝影記者立馬爬上樹，摘下了幾枝黃葉。
“您要是帶徒弟，首要條件應該是會爬樹吧?”記者開玩笑道。
符國璦笑笑：“現(xiàn)在愿意干這一行的不多了。我大學的同學，還有我過去教的學生，大部分都轉(zhuǎn)行了。”說到這，符國璦顯得十分心痛。讓他心痛的還有：由于沒有除濕、保溫等防護設備，凝聚了他和同事多年心血的4萬多個珍貴標本，有4000多個已經(jīng)蟲蛀、發(fā)霉或變質(zhì)，失去保存價值。
癡心不改
癡!這是符國璦給人最深的印象。
在一顆阿丁楓前，符國璦說，阿丁楓也叫蕈樹。蕈樹和海南蕈樹極相似，但還是有細微差別的：海南蕈樹的葉子是圓的，而蕈樹主要生長在內(nèi)地，葉子是尖的。遺憾的是，連不少專家也常常會搞混，而他這一次也發(fā)現(xiàn)有兩三種植物是他叫不出名字的，可見學無止境。
1976年，符國璦從海南林科所調(diào)到海南林業(yè)局，在生產(chǎn)科負責木材鑒定。他極少去辦公室，整天呆在標本室里，后來干脆把他的辦公桌也搬到了標本室。這種“不務正業(yè)”讓部門負責人對他很有意見。
1月10日是星期六，下午3時多，符國璦正在他的標本室里忙著，記者不約而至。記者注意到，他的標本柜上掛著一個食品袋，袋里裝著幾塊餅干。他說，多年來他沒有午休習慣，餓了就先吃點餅干，午飯一般到下午4時才吃。
傻!這是一些人對符國璦的評價。用文昌話說，就是“古氣包”。
1978年，符國璦移居泰國的父親多次催他去泰國繼承一筆數(shù)目不小的遺產(chǎn)，而他卻拒絕了，理由是放不下他的研究。
1990年代，省內(nèi)一科研所想請符國璦去當副所長，他毫不猶豫地推辭了。他擔心當領導后，得花大量時間去應付行政事務，沒有功夫搞研究了。
退休后，符國璦不享清福，70多歲了還要常常進山采標本，每月2000多元的退休金，差旅費、研究費用就占去了一半。有根藝園聘請他幫忙鑒定標本，他也回絕了，理由是怕占用研究時間。
有人勸他該歇歇了，他說：“我不這樣看，這是為人民的事業(yè)。”
直!這是符國璦對自己的評價。
曾有一任局領導在文件里公開稱：“海南無熱帶雨林，只有季雨林。”當時還是省政協(xié)委員的符國璦在省政協(xié)的一個會議上憋不住了：“這樣的領導應該自動下臺!”說起這事，符國璦現(xiàn)在還后悔：“我是對一個專業(yè)領導說這種外行話感到氣憤，一時沖動便說了過頭話。說明我不尊重領導，太不應該!”
退休前，他搭上末班車升為主任科員(正科級)，還被評為國務院特貼專家，但領的一直是副科級工資。對這一奇怪現(xiàn)象，單位的解釋是當時弄錯了。
心不孤獨
在山里已是第二天。符國璦彎腰打開他的尼龍袋，粗略一數(shù)，里面裝了二三十個標本。他很高興，因為采到了4個以前沒采過的標本。
對于他來說，時間太緊迫了!準備5月出版的《海南熱帶雨林主要經(jīng)濟林木彩色圖鑒》，要收錄600個海南野生喬木標本。最近幾次上山，加上多年來的積累，已有了400多個標本，還差100多個。再過兩天，他還得上黎母山。
下山的路靜悄悄的。在夕陽的余暉下，符國璦拎著尼龍袋走在長長又彎曲的山道上，投下長長又孤獨的身影。
是的，他是孤獨的。學術上同行者很少，也沒有傳人;生活上，妻子多年前因種種原因與他分手，兒子也對他有些誤解。生活中，符國璦自己洗衣服，自己買菜做飯，自己乘車，自己上山，自己采標本，自己出書，自己照顧自己。
但他又覺得自己并不孤獨，山間的樹木不都是他的朋友嗎?一些樹木還成了他的兒女，由他起名，由他呵護。他熟悉它們的氣味，熟悉它們的顏色，熟悉它們的秉性，而它們，也熟悉他的身影，熟悉他的氣息，熟悉他的腳步聲。
如果你在山里遇到一位行走的老人，頭戴草帽，背微駝，肩上掛個帆布包，手里拿個尼龍袋，邊走邊往路兩邊看，那么，這個人一定是符國璦。
有人說他癡，有人說他傻;妻子離去，兒子不解;但他從不覺得自己孤獨。
他是一名植物學專家，發(fā)現(xiàn)并命名了海南翠柏、海南櫻花、五指山錐等32種新植物;他沉迷在植物王國中，過著孤獨、粗陋的生活;他是一名國務院特貼專家，卻一直享受副科級待遇;他是一名擁有豐碩學術成果的70余歲老人，卻至今沒有學術傳人;他退休多年，一直行走山林，自掏腰包堅持科研。(記者 李科洲)
印象鏈接
符國璦(ài)，1934年9月生，海南省文昌人。被譽為海南省權(quán)威樹木分類專家和海南樹木通。
1960年，從華南農(nóng)學院林學系本科畢業(yè)，1989年被評為高級工程師，1993年被授予“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1993年被美國世界名人科學院授予院士稱號，1994年退休，2007年作為海南省兩位人選之一被推薦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候選人。
他曾任海南省林業(yè)局森林植物標本室負責人，一直致力于熱帶植物分類與木材粗視構(gòu)造研究。累計采集4萬多份植物標本與1189種木材標本。由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植物標本館索引》將其標本室的標本數(shù)量列為全海南第一。他在國內(nèi)各類刊物發(fā)表學術論文96篇，取得發(fā)現(xiàn)光鞘石竹、海南櫻花、波葉錐等32種新植物與膜萼藤屬、蓮葉桐屬、茶桿竹屬等3個新分布屬的科研成果，為海南省營造珍貴人工林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jù)與物質(zhì)基礎。其中,文昌錐、倒卵魚骨木和光鞘石竹等被錄入由中國科學院編寫的《中國植物志》。
他編寫出版了《海南島主要經(jīng)濟木本植物》《海南島國家省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原色圖鑒》《海南島用材植物新名錄》等5部學術專著。
曾作為第一完成者獲海南省科技進步獎二等1項，三等2項，四等2項;全國優(yōu)秀論文獎一等12項;二等獎2個;三等獎2個;因“翠柏屬、紅花荷屬、含笑屬等9個新植物的發(fā)現(xiàn)，1999年1月5日獲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等9個單位聯(lián)合頒發(fā)的國際銀獎，并獲世界華人聯(lián)合會授予的榮譽博士學銜。(李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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