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圖博拍攝的黎族女子。
史圖博(中)珍貴的留影。
海南大學圖書館收藏的史圖博德文原著。
文海南日報記者 黃能
1931年和1932年,史圖博兩次來到海南島,深入五指山地區對黎族進行了全面的考察和研究。其考察對海南島黎族進行了較為充分的研究,提出了海南島黎族的來源,族群分類與分布,民族特征與文化遺產,其成果《海南島民族志》具有里程碑的性質。
醉心于人類學研究的生理學家
史圖博,1885年6月19日在德國萊比錫出生,生理學家、耶拿大學教授。
作為一名生理學家,史圖博的生理學知識技能,對于他日后成為民族學家和人類學家,提供了強有力的基礎保證。
1924年春,史圖博應同濟大學邀請到同濟大學任教。擔任同濟大學生理學教授,同濟大學生理學館主任等職務。
當時,同濟大學剛剛在1923年獲批升格為大學。同濟大學創建于1907年,本是德國醫生在上海創辦的德文醫學堂,取名同濟,義為合作共濟,是德國政府在中國辦學的代理與代表。到1927年,民國政府正式將之國有化,命名為國立同濟大學。
史圖博的到來,正是同濟大學升格后對教師需求的必然,也是史圖博學科專業的必然。而作為德國政府在中國辦教育的窗口,史圖博到同濟大學任教,背后也有著德國政府和文化機構的支持。日前,“海口南洋騎樓老街文化展示館開館暨重走史圖博之路———中德攝影作品展”的開幕式上,德國駐廣州領事館副總領事昆宙致辭時提到,德國外交部支持史圖博建立生物學院,并且支持他1931年和1932年海南的考察活動。
史圖博除了講授生理學,還醉心于人類學研究,他對東方民族的人類學研究尤其感興趣。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列強的文化觸角伸向東方,從環地中海的北非、近東地區,到波斯中亞地區,以及遠東中國大陸、印度支那半島及太平洋島國,隨處可見歐洲文化觸及的印跡。在中國,敦煌文獻、小河漢唐遺址、黑水漢簡、以及圓明園文物的發現與流失正是歐洲文化擴張的反映。
在此背景下,東方文化的魅力,尤其是許多未經發掘的處女地,也推動著無數歐洲學者東來探險發掘。史圖博也是其中之一,他選擇了對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
1929年夏天,史圖博與學生李化民一起對浙江省南部和福建省北部山區的畬族進行了民族學考察研究,寫成《浙江景寧敕木山的畬民調查記》。1995年出版的《景寧畬族自治縣志》記載:“民國18年(1929年)夏,德國學者史圖博和上海同濟大學教師李化民到景寧畬鄉考察,撰寫了《浙江景寧敕木山的畬民調查記》,對景寧畬族的族稱、姓氏、風土人情等作了介紹,也是研究畬族學的史料。”《浙江景寧敕木山的畬民調查記》1932年出版德文本。
1931年和1932年,史圖博兩次來到海南島,深入五指山地區對黎族進行了全面的考察和研究。其考察對海南島黎族進行了較為充分的研究,提出了海南島黎族的來源,族群分類與分布,民族特征與文化遺產,其成果具有里程碑的性質。
將籍貫定為中國寶山縣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史圖博在中國報紙上公開發表譴責德國法西斯發動侵略戰爭的言論,因此受到當政的法西斯政府辱罵,并不準他回到祖國。他以年近六旬之齡,隨同濟大學內遷到云貴高原,始終與該校同舟共濟,堅守在教學崗位上,期間曾拒絕上海德國醫學院的邀請。
在中國任教期間,史圖博培養了一大批中國急需的醫學人才。1949年出版的《同濟大學概覽》評價史圖博說:“史教授上了諾大年紀,可是精神還是那么健旺,配上銀色的長須,更顯得肅穆非凡,灼爍的目光,好像在探索什么似的。一臉慈祥,言語幽默,在我們的腦海里深深地記憶著。體力說來經歷了多少年的折磨,還是昂首健步,全無老態。迄今仍是孑然一身。從1924年開始就來校服務。這一段漫長的歲月,就是在‘一·二八’、‘七七’戰爭里,他都不曾把我們拋棄過。”
來到中國后,史圖博酷愛旅行,抗戰前,他在學校的假期幾乎都被旅行日程排滿。每到一地,他便深入民間,探詢民族風俗,收集人類學的研究資料。他曾到過四川、貴州、云南、海南島等地區,研究過浙江的畬族、昆明的苗族、貴州的玀玀、海南島的黎族,尤其是對于海南島黎族的研究尤為人稱道。兩次考察,史圖博收集到的海南黎族生活用具達349件,多數為黎族的衣服,還有黎人的刺繡品、骨制品和竹制品,例如頭簪、刀鞘、棋盤,都是較為珍貴的文物。1946年,史圖博所收集的黎族文物悉數由中央博物院以250萬元的價格收購。南京博物院在成立七十周年的紀念活動中,將這批文物作為館藏珍品展示。
史圖博長期在中國生活,對于中國文化的濃厚興趣使他對這塊土地充滿熱愛之情。1937年在柏林出版的《海南島民族志》,史圖博將自己的籍貫記載為中國寶山縣。
非常遺憾的是,由于目前對史圖博及其《海南島民族志》的研究剛剛起步,許多文獻資料尚未公諸于世。據德國駐廣州領事館副總領事昆宙介紹,德國外交部浩瀚的政治檔案中保存著不少關于史圖博的原始資料,有待發掘。因此,史圖博身后的情況,目前不得而知。
里程碑式的貢獻
海南大學教授周偉民、唐玲玲夫婦表示,《海南島民族志》這部著作是史圖博在兩次田野調查所得的材料基礎上整理而成,書中保留了260多幀當時實地拍攝的照片。這些照片深具歷史文獻價值。可以說,這部著作保留了上世紀30年代黎族人民的鮮活生活史。這部著作,國際、國內學術界都有定評,認為是研究黎族的權威著作,開拓現代科學意義上研究黎族的先河。
《失落的文明———史圖博〈海南島民族志〉研究》一書的主要作者郭小東教授認為,自《海南島民族志》出版后,人們對于黎族社會歷史文化的認識、了解和認定,都沒有跳脫史圖博所構建的框架。早在20世紀40年代,日本學者尾邦高雄就說過:“史圖博從整體上給我們一把打開黎族研究的鑰匙。”可見其對后人的影響之大。
2007年4月,首屆“黎族文化論壇”在瓊中黎族苗族自治縣舉辦,當時海南省民族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王建成就史圖博的《海南島民族志》一書做了較為全面和中肯的評價,他認為有以下幾點:
一是對黎族進行了科學的分類。作者用豐富的民族學、民俗學、語言學知識,將黎族分成本地黎(潤方言)、歧黎(杞方言)、侾黎(哈方言)、美孚黎(美孚方言)四種,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認定的加茂黎(賽方言),基本涵蓋了黎族各族群。
二是開創了黎族研究田野調查的先河。過去對黎族的認識,基本是停留在浮光掠影、道聽途說上,往往是以偏概全,主觀性隨意性強。史圖博兩次深入海南島中西部地區,自北向南,從南豐等處開始,穿越今儋州、白沙、瓊中、五指山、樂東、三亞、東方等黎區,進行了大量的實地觀察和采訪,記錄了大量的民族學資料。
三是運用體質人類學等對黎族進行人體現察和測量。將黎族與高山族以及東南亞的許多民族進行了比較,就黎族起源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假設,并引發民族學界對于黎族來源問題的長久爭論。
四是史圖博研究范圍十分全面。關于黎族傳統社會中的居住、農業、狩獵、交易、飲食、器物、工具、服飾、裝飾、文身、歌謠、音樂、宗教以及精神生活、健康狀態、民族性格等各個方面都有涉及。
五是史圖博在研究黎族的同時還對海南的苗族、儋州人、臨高人、客家人、海南本地漢族、伊斯蘭教人等進行了研究。
注:本文寫作,參考了郭小東等人所著《失落的文明———史圖博〈海南島民族志〉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4月版。特此致謝。
關于《海南島民族志》
《海南島民族志》,德文版原名《海南島的黎族》,1937年于柏林出版。該書出版后,受到日本政府侵華戰爭的需要推動,由清水三男翻譯成日文、經由平野義太郎編輯,于1943年由東京畝傍書房出版。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中文譯本至今尚未正式出版。1964年6月該書經由中國科學院廣東民族研究所以日文本為基礎翻譯,中文名稱定為《海南島民族志》,內部發行,從這個譯本的前言部分來看,主要是供批判研究之用。
目前,中德職業教育研究院執行院長高紅女士正在根據德文原版翻譯《海南島民族志》。據高紅介紹,此書翻譯初稿已完成近90%。
(本版圖片由詹長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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